被困在线上的北大留学生

来源:SOHU  [  作者:澎湃新闻   ]  责编:李秀丽  |  侵权/违法举报

原标题:被困在线上的北大留学生

时隔八个月后,平面的教室和课堂再次落回线下。当大部分北大学生从网课中解放,境外的留学生仍困在电脑前孤军奋战。摄像头将教室的影像投送到他们的国家和地区,但没有人能看到另一头的他们的日夜。

不只是距离和高墙让连接变得脆弱。卡顿的录播视频比时差更严重地拖累着上课进度;远离现场的讨论让他们存在模糊、声音微弱;焦虑和诉求平铺在网络上时显得格外单薄,他们兜兜转转还是得不到确切有力的答复。有人默默等待,有人苦中作乐,但也有人被迫将时钟拨停,逃离网课,尝试再次审视自己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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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来到北大的某一间空教室,拉开门,走进去,向讲台正对的教室那端望去,会发现一个黑色圆球,里面有一丝红光闪烁——那其实是教室内配备的摄像头。里面映着的,有讲台,有黑板,有俯瞰着整个教室的圆形时钟,还有墙上高悬的一或两道被扯成细条状的白色长杆,那是用来收载投影幕布的金属壳。前排的座位空荡荡的。

到了上课时间,景象就全然不同了。幕布会降下来,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座位,桌面上放上了文具、书本、电子产品,教室里充斥着各种声响。从老师走上讲台,开始讲课,这一切就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,被保存为一帧帧图像,汇成视频,连同录音麦克风记录下的声音一起,被传往万里之外。

传输端的另一头,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正坐在电脑的屏幕前,点开一个个课程视频界面,看着教室里的景象,听着电脑中传来的声音。摄像头和麦克风,这两样东西对于平时在教室里上课的学生而言无足轻重,但对留学生们来讲,这却是与北大校园连通的最主要途径。在这个受疫情影响的特殊学期里,于我们的视野之外,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。

大洋彼岸的美国与北京有着大约12个小时的时差。在那里,留学生青木正注视着录播视频里的教室场景。老师在讲课,底下坐着同学,一个个黑漆漆的后脑勺对着他,他发现北大学生的秃头问题确实有点严重。在那些同学的电脑屏幕里,他时常能瞥到微信聊天框和“北大树洞”的深蓝色页面,有次甚至还看见一个同学在玩“跑跑卡丁车”;在选课刚开始那天,那些屏幕上显示的齐刷刷都是崩掉的选课网。

他的电脑摆在一张宽大的桌上,桌子大概有他的臂展那么宽。桌面上一角放着他的日记本、诗歌集、以及一本纳博科夫的小说评论。充电器、擦手油这类的零散物件被他收拾到了一旁的小茶几上。他坐在桌前听课,左手边有三扇窗户,向外看去,能看到一条河。

刚上大一的留学生郁茜房间里的网络总是不太好,和客厅又只隔一面墙,家里人在那边看电视、刷抖音,她在自己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,索性就搬到网络更稳定一点的客厅来了。她家的沙发在客厅的正中间,沙发背后到墙的这一段空间里刚好有个桌子,她就把它收拾干净,来到这里学习。

同为20级新生的晓桐则喜欢在楼下饭厅的白色大理石圆桌上听课,那里阳光充足,环境敞亮。饭厅是开放式的,与客厅相连,光线从客厅的玻璃落地窗中透过来,整个厅室的色调都是轻浅的。桌上要摆的物件也不多,显得很空旷。相比起来,自己的房间就太憋闷了,有点阴沉,坐在里头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只觉得压抑。

安黎习惯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学习,眺望窗外,能看见自家的停车位和远方的公路和树木。这个房间一天中不会有太多的阳光直射进来,比较清静。他今年大三,来自马来西亚,开学前一早就预见到了这个学期的情况,就为此专门买了一个24寸的大显示屏摆在书桌正中间,配上轻巧的键盘,看网课比普通电脑更舒适。

为了这学期的线上听课,他们都找好了学习场所、做好了准备,收拾整洁了的桌面给他们一种“仪式感”。可是当他们试着点开界面进行学习的时候,一切却被打乱。

“你点开课程视频,它会显示视频不存在或是出错。”郁茜在新学期的大部分课程都要用教学网上的ClassIn课堂实录回看录播视频,然而许多时候,教学网平台的表现似乎并不给力。“这时就需要继续等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”

教学网使用的是中国大陆的IP,对于远在马来西亚的郁茜以及其他许多境外的留学生们来说,登录教学网需要翻墙,这造成了比在国内观看更多的崩溃与卡顿。

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晓桐也遇到了这种情况:“教学网很不稳定,尤其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崩了好几天。”平时,录播视频都是在隔天晚上11点才上传,那时已经很晚了,她只能下一天早晨再爬起来看。她的进度本就比同班同学落后了许多,原先想趁着十一假期抓紧补一下,却没想到,假期开始的前一天教学网就突然崩了。她在有些无所事事而又焦虑的状态里一直等,整整熬了四天,教学网才逐渐恢复。

好不容易进入了教学网,打开了视频,时不时的卡顿还是会令人十分头疼。“有时三秒就卡一次,遇上恢复不了的情况还要刷新,视频又得从头加载。”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允子说。她今年大一,课程表里大部分都是本系的专业必修课。“视频本来只有两小时,但你需要3个小时以上才能听完,这样很浪费时间,而且非常影响集中力。”

郁茜主攻的PPE方向的一些课本来就很“劝退”,无法一遍就听懂,“有时候老师说了一整串的话你都理解不了,语速又很快”。此时再不巧碰上视频卡顿便是“雪上加霜”,这让她非常无奈。

在遇到视频中难懂的地方时,她就会盯着视频的进度条发呆,注视着它下方已播放时间的那个数字一下一下地变;过了一会儿又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这样,得努力一下才行,就又回去一点一点地倒退、重播,如此反复。

这些不断倒回重听和退出重进的时间本都是细微的时间碎片,但它们汇集起来,便成了附在进度条后的那段无形却庞大的尾缀。

安黎对视频卡住加载时的那个界面印象很深——突然静止住的画面中央开始有一串小白点在排着队转圈,你追我赶的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在忍受过教学网卡顿的煎熬后,他下定决心要把视频下载到本机之后再看。教学网自身没有提供下载功能,他就上网去找第三方的下载器。免费的下载器大多不好用,他找了好久好久,最后找到一个叫“IDM”的下载器,用着还不错,不过是付费的,这花了他一百多块钱。

晓桐前前后后已经换了三个下载器了,还是没找到什么免费的好办法。第一个下载速度太慢,第二个有时没办法下载——它要先自动检测网页寻找可下载的东西,然后才出现下载按钮,但有的时候就没有。第三个目前各方面都不错,就是只有30天的试用期,后面就要付费。“我想先这么用着,之后再看怎么办。”

下载录播视频用时全看运气:8分钟 V.S. 8小时?/ 图源:晓桐

有的时候,视频本身也会出现问题。在远程教学刚开始的一两周里,北大的老师们还不太适应将录音麦克风作为上课的必备“伴侣”,这支精巧的物件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通广大——它在录音时需要哪些条件,是否不能被大力触碰,是否需要在限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才能录上,这个范围多大……这些问题其实还都在全新的线上教学实践中被慢慢摸索着、调整着。

但这种摸索是有代价的——“刚开学很多老师上课会忘记使用麦克风,所以蛮多第一周的课其实是有画面但没声音的。”安黎说。这时他就只能去找老师要课件,然后去班级群里问同学要课程录音;没有人录音的话,课堂就只能被一张张PPT代替了。

除提供录播视频外,有些课程还兼有直播授课的方式。

允子这学期共选了24学分的课,只有8学分有直播,其中一门是社会学概论。一开始这门课只有录播,后来老师从教学网后台上看到留学生的学习进度有些落后,担心这种方式会影响他们的学习主动性,就又提供了直播通道。即将上课时,老师会开一个腾讯会议让线上的同学加入进来;上课的时候,连通会议的iPad摆在讲台上,教室里的声音流进去,传到她那边。

直播会议虽然也偶有卡顿,但画质和声音都比教学网好很多。允子不知道老师做出这种改变的真实考虑,但她心里十分感激,直播使她得以从无限卡顿的教学网里逃脱出来。“社概的老师很考虑在线上课的学生的情况”,她感觉到有在被重视、被关切。

计算概论这门课也令她印象深刻。当老师发现“课堂实录”里录播视频的效果欠佳时,便在9月24日决定再找一个时间专门为留学生同学上课,用Teams直播。这个软件是国际通用的,所以在境外使用起来会稳定得多。直播时间后来被定在周五下午3点到5点,参与直播的留学生有一百多名,他们的疑问可以通过Teams自带的“举手”功能提出,也可以发到微信群里由助教来即时解答。

比起录播回放,直播显然是一种令线上的学生们参与度更高的授课模式。然而,这种模式却并未被所有课程广泛地采取。有些课程考虑到选课留学生的数量,有些课程则由于要写黑板板书,无法保持稳定而清晰的板书拍摄。郁茜更希望听直播课,她觉得这样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可以逼自己按课程原本的时长上课,录播就通常得耗费更长的时间去看。

“但高数直播就不行,有时录播我听了几遍尚且都听不懂呢!”她在微信聊天框里加上了一个“捂脸”的表情。

青木上小班讨论课时正值深夜,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在线下的教室里讨论,线上参与的只有他一个人。讨论结束之时,校园这边的午后阳光十分暖和,他却已经熬到凌晨3点。

“这门课就是开个腾讯会议,然后我在另一边听着,上课方式很简单。我自己基本参与不了什么讨论。”

班里的一个同学帮忙用iPad与他视频连线。会议期间,他需要开着自己的摄像头——不过还好,不至于被投影到大屏幕上被所有人围观;他的声音通过iPad传到线下,但由于麦克风的原因,这种外放出来的声音不大清晰,粗沙沙地,突然出现会吓人一跳。因此,他坐在自己的电脑屏幕前便只是看,看屏幕那端的同学们讨论得有滋有味,他自己不去说话。“你自己脑补一下那个画面,就一帮人正在讨论突然……对吧?是不是蛮怪的?”

晓桐在新生讨论班中也是唯一的留学生,讨论的时候只能“尴尬地待在电脑里面”。她尽力地去听其他同学都在讲什么,但大多数时候其实无法听得很清楚。

从开学到现在,她成功参与讨论的经历只有一次,讲了几分钟。助教和同学都很欢迎她参与讨论,在她讲完之后也针对她的发言进一步谈了各自的观点,她感觉自己讲的话还是有在被认真地听取。总体上看,她上讨论课的经历并不算太糟,“像哲学导论讨论课的助教就会很照顾我们,他会在线下组织同学发言的时候也来到电脑前,问线上的同学你有没有什么意见。就是说,他有给我们一个空间,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言的时间。”

但即便如此,线上线下的差距也是无法抹消的。在线下讨论中,她可以通过对方的神情判断他是否理解自己的意思,但线上就少了这种便利。她追求以不同的方式使对方理解自己的论点,比如使用肢体动作,或是把自己所思所想的东西在黑板上尽情地写出来、画出来。但很可惜,线上讨论给不了她这种机会。

在某些时刻,她无法即时、全面地知道讨论现场发生了什么。助教或同学在黑板上写字她会看不见,虽说写好后会有人拍照来发给她,但这样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延迟,有种“落了一拍”的感觉。进入会议时她会因掉线反复退出重进,但这期间做pre的同学可不会等她,早就开始讲了。待她最后回来,pre的第一部分已经结束了。

线上“讨论难”的不仅是学生,老师为线上同学评分也难。因此在许多有讨论课要求的课程里,老师会推荐留学生们到明年再选;有些老师会为此调整讨论课的评分方式,中国哲学这门课程就为留学生提供两种选择:要么参加讨论课,以讨论表现为根据给分;要么不参与讨论课,每星期提交一篇报告。

“但我觉得讨论课的意义毕竟是在于讨论,所以其实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很理想。但一想到现在这种迫于无奈、让讨论很不方便的情况,我就又觉得有这样的转变其实真的是应该很感恩的。”晓桐说。

安黎还在学校的时候,且算是个经常会在课间休息时间向老师问问题的学生,但线上授课至今,他还没发过一封邮件提问。

他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可提,只是每当询问问题的冲动出现时,点开邮箱,看到里面长长的收件人栏和宽大的正文文本框,一股“怂”了的感觉便占了上风——时而觉得老师在线上学期一定很忙,为这点小问题打扰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;时而又担心起这种“低质量”“无水准”的问题会不会引起老师的厌烦,给其留下不良印象,更何况万一这个问题在之前的课上已经讲过自己却忽略了怎么办?老师会不会认为自己没认真听课……各种念头在脑海里纠成一团,最终还是选择放弃。

但线下答疑就不会这样,他凑在课下提问的学生堆里,老师也不认识他。线下课没法重看,遗漏是很正常的,问问题也就很合理。他可以在学生们七嘴八舌的交流中间偷偷插上一句小问题,老师顺口回答,也不费事。

景岳来自韩国,今年大一。

9月21日周一,开学的第一天,他的第一门课按照课表将在早晨10点10分准时开始。在此之前,景岳没有接到学校关于线上授课具体方式的邮件通知,他看见教学网里的课程通知里写着“教学网线上听课”,又听学长姐说过上学期教学网ClassIn的直播功能,以为会在那上面进行直播,便一早就收拾好了桌面,洗好脸,端端正正地坐到桌前,打开电脑准备进行调试。

然而临近上课时间,ClassIn上还是没有一点要开课的迹象。灰色的线上教室背景占据了整个电脑屏幕,“看起来阴森森的”,上面却没有任何动静,景岳不禁有些心里发慌。

直到下午依然空荡荡的“教室” / 图源:景岳

他很担心是不是自己搞错了课程直播入口,会影响考勤,就赶紧和其他留学生同学们联系,他们似乎也不太清楚具体会怎么上课;他又去看了看树洞,最后向任课老师发邮件询问情况。一整天,他在电脑前折腾来折腾去,一节课都没有听成,时间却这么白白过去了。直到周二晚上,他才收到邮件的回复。

上课方式确定了,如何加入课程群却又成问题。课程微信群的组建是在线下进行的,多数采用“面对面建群”或当堂扫码进群的方式,有时群内人数达到限额,继续进入就只能靠别人拉进群。在那段时间,树洞上、各个院系群上时常能看到“求拉××课程群”的求助消息。求助的不仅有留学生,也有跨院系选课的许多在校同学,他们的求助有时会很快得到好心同学的回应,可有时则不巧没能被看见。

“这种信息真的出现了不下百条,真的。”景岳说。

青木常常听不清录播中老师讲的话。“10句话里能有5到6句话听不清,你基本上很难完全听下去。听了10分钟,这个老师在说什么呀?只看见那脑袋在晃来晃去,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他向老师和助教反映过音质的问题,可是他们似乎也解决不了;有些时候他们答应帮忙解决,但下一次的课程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。“会有‘踢皮球’的现象。”他说,“比如我打电话给电教,给公共教学管理人员,给教学网,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我要你给解决,而是想着这个东西是不是属于我来管。”

最近,他又有几门课的录播视频突然就打不开了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天。他向老师询问,但老师也给不出解决方案。“似乎没有人知道解决录播问题的根本办法。或许北大某个教学网人员他懂,或者其他什么人,但我不知道。”

他被这种突如其来又毫无规律的问题弄得心灰意冷,想着算了,不如退课明年再选。但他就是想不明白——“为什么别的大学、b站、YouTube、百度网盘,或者北大上学期的视频就能搞好呢?一阵阵凑合下去,马上也快期中了。”

留学生们遇到的问题中间有些是比较普遍、大家共有的,有些则可能比较个人化。前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,毕竟呼求改变的人多,也有更统一的反映渠道。“像这种教学网崩了这种很大的事情,我们会通过留学生学生会反映。”晓桐说,“刚开始上网课时,他们有开一个石墨文档让我们去填各自面对的问题。”留学生学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收集到他们的意见,然后整理,再一起去跟学校反映。

相比之下,反映个人问题的难度就大多了。晓桐只能自己去找授课老师、助教,再不行了就去找学院的教务老师。即便大部分问题最后都能得到答复,但这个迟来的答案有时实在是令人煎熬。之前在选课时,常有留学生碰见好不容易选上了课,事后才被告知这门课有特殊要求而不向线上开放的情况。晓桐也很担心遇到这种事,便发了封邮件询问一位老师他的课向不向留学生开放,但老师很久都没有回复。之后她又尝试去联系教务老师,也总是联络不上。

“那段时间真的很让人焦虑,我也不知道那门课究竟是该选不该选。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吧,老师才回复了我。”她回忆道。

允子遇到问题时会给老师发消息、发邮件。她比青木幸运一些,录播课音质问题基本在下一次课就会得到改进;但教学网卡顿这类问题却是无解的,无论反映多少次都没有用。

而在老师和助教之外,她还没试过其他的反映方式,比如通过学生会、教务处、校长信箱。她并不清楚这些反映方式的具体途径和细节,也觉得非常麻烦——应该和谁联系?什么时间联系?多大的问题是值得用这个方式反映的?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得到回复和解决?她都不是很清楚。

而对于安黎而言,除非问题的影响太大,他是不会轻易找老师以及相关机构反映的。在他的眼里,反映问题本身是一件麻烦的事,他需要去找人,挨个联系他们,而在耗费心力又苦等了好长时间之后,说不定还没有任何改变。

在他参加的一些录播课中,由于教室的前排灯光忘记或没法关闭,教学网视频中的黑板与幕布出现了反光,最严重的时候视频甚至是一片白花花的一片,完全看不见影像。多数老师会把课件发给学生作为替代,可某些老师就会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考虑而不愿下发课件。

反光下的白色幕布 / 图源:安黎

碰到前者时,他心里就很感激满足;而遇到后者时,只要视频中PPT还能看到个大概,他也就只是“将就将就”作罢,剩下看不清的部分大不了靠“脑补”。

他的专业课很多都会设置互动分,当堂参与讨论发表观点可以得到老师的酌情加分,但对于留学生来讲“上课”基本上都不过是一种“事后的围观”。他们可以经由何种方式获得与本地学生一样的加分权利?老师没说过,他也不太敢问,觉得这像是一种奢望。

“按理来说这是可以争取的,可能的办法大约也有,但我心里想的是,还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吧,把作业做好、考试搞好,这就够了。至于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什么“内卷”,真要这么讲的话,在加分上‘卷’甚至还不如在论文字数上卷一卷呢。”他笑道。

像留学生权益这种问题,他一向不太敢在树洞、BBS这种全校的公共平台上提出。倒不是担心会被人喷,只是单纯的不想让留学生的身份被讨论,似乎一旦挑起这个话题,万一不幸遇上负面的言论自己就会很伤心,还不如直接回避它。

青木可以想象自己在BBS上发帖的情景:“有些人会说体谅一下学校的难处,学校已经做到最好了;有些人会让你忍一忍,凑合一下,并且自己想想办法、动动脑筋;有些人会说没办法,只能牺牲小部分人照顾大部分人利益。这样的贴子其实没什么大意义”。

他明白中国学生经过高考的艰辛,而相比之下北大留学生的招生过程会较为容易,他很理解这种隐约的不平衡感、不公平感。但他也说:“北大又需要招入留学生。把尺度放高了很难有人来。”同样的申请难度,排名相近的学校,又有多少海外学生会选择舍近求远,克服语言的不通和各方面的不便前来呢?

安黎曾在树洞里看到过一些向留学生开喷的洞,也看到了一些关于这种话题的新闻。像之前国家给留学生发奖学金引起了很多争论,那里面不乏一些极端的言语。小组组队的时候,一些成员会很排斥留学生加入他们,觉得留学生比较容易划水、成绩也不太好,“当然他们反应过来后,会说这不是在指我,但毕竟这个群体的标签就感受得到了”。

这种种的经历与见闻都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抱有一种敏感的态度。他竭力降低这身份在他生活中的存在感,因此遇到困难也不太愿声张,宁可自己适应,慢慢扛着。

他只是记得,在他大一刚入校时的那次国际文化节上,马来西亚留学生会成员们一起筹办展览。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,他和伙伴们快速地拾起音箱搬到来往参观的人面前,轻快的音乐响起,便突然开始跳起舞来。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,在百讲的三角地上欢唱,自己一边跳着,一边拉身边的人一起来跳。那是他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刻。

允子得知线上开学的消息时已是八月末了。虽说基于疫情的形势她心里早就有所准备,但当消息真正传来时,她还是感觉难过。

她只能安慰自己,现在只是大一,将来还有四年,相信还会有机会。她其实很早就对中国感兴趣,在高中时就想参与一个夏令营,但那时不巧出现了突发情况,没有来成。如果说不能来到学校、来到中国是一种遗憾,这种遗憾她已经经历了两次。

景岳在反复的纠结后还是决定返回北大校园。在开学之初,中国外交部对韩国留学生返校签证的政策较为宽松,允许学生自愿返校。他起初选择不返校,一方面觉得出国需要消耗许多费用在住宿、饮食上,另一方面也想着若是来了学校很可能寒假来不及回家过年。可是在经过整整五周的网课学习后,他终究还是“逃离了韩国”,逃离了线上。

来到校园已是接近11月,在此之前,他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了21天的隔离,“出来之后哪怕是汽车尾气都觉得那么清新”。他走在北大的园子里,路过未名湖,路过教学楼,看着路旁有些发黄的树和渺远的天色,突然发觉秋天的气息已经这样浓重了。

“北大的秋天” / 图源:景岳

即便是回到线下,累积下来的学习任务还是很多。这几天,他正在努力赶上身边同学的学习进度;各种事务繁杂琐碎,他还没来得及回去仔细看看当时路过的未名湖,没来得及多瞧瞧真实的博雅塔。不过好在,他现在至少尝过了那个“传言中很好吃的鸡腿饭”。

在晓桐最开始的印象中,北大是一个遥远的、“中国很top的”学校,里面竞争很激烈,“很适合砥砺个人的进步”。她当时也拿到了其他一些国家学校的offer,不过最后还是考虑经济因素来了北京大学,获得了一点奖学金资助,北大元培学院可以自由选科的通识教育也是吸引她的一个因素。

开学前马来西亚学生会曾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新生见面会,里面有很多友善的学长姐和同届伙伴们。在前辈们的讲述中,她想象着北大的校园生活,对那种和同学一起自在地上课的感觉特别憧憬。那时离开学还有一阵子,她心里止不住地抱有一丝希望——说不定疫情很快会过去。

现在,她只能待在家里,从少量的招生影片中窥见北大的一隅,在一些公众号上捕捉校园的光影。她听说元培最新装修了地下的自习空间,看了看推送里的照片,感觉“进门的接待处特别像高级酒店”,当时就有种立刻想来在这里学习的冲动。

马来西亚没有四季之分,常年如夏,平时她穿的都是普通的T恤和短裤,即便是在阴雨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20多度。她只在照片上看到过北京的秋天,照片都是专业摄影师拍的,光影很美,甚至可以用来做壁纸。她想象校园里满是橙红色的树,风吹起时能听见树叶摇曳的沙沙声,随即是漫天的飞叶……走在路上,脚下铺满落叶,校园的清洁工在一旁清扫;她想象着秋天的未名湖水,里面倒映着湖边的树,微风吹过,一片橙红在湖面泛动。

马来西亚的统考要比中国高考迟一个月,因此,郁茜在2019年的夏天上完高三,但只能等到2020年的秋天再开始大学的学习,中间将近一年的时间她“放假”在家,疫情恰好也是在那段时间爆发的。

新学期已经开始了,但其实她还是没有鲜明的“开学”概念。她没法到校,在学校举办线上开学典礼的时候又有事而没能去看,她的生活中似乎还没法清晰地将学期与假期区分开来。“开学是有一种仪式感的,比如开学典礼,哪怕是大家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这种也可以,但这些我都没能感受到。”

大学生活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到来了,随之而来的是教学网中不断累加的课程视频。她不敢给自己专门制定什么学习计划,教学网时不时就会出问题,万一计划被打乱了自己心里就会很焦虑。10月14号的时候她的电脑崩了,主要是因为Windows系统更新的问题,那天她把电脑拿去修,什么视频也没看,等到修好回来,落下的课已经又多了3门。她一想着后面还有课要累积,怎么看也看不完,心里就止不住地害怕。

一个月间,郁茜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状态,让自己慢慢地适应网课生活的节奏。她花了很多时间把之前攒下的录播课都补上,现在终于只要把当周课听完就可以了。家里不久前进行了一次电力维修,顺便装了新的wi-fi,现在网络范围更大了些。困难虽依旧存在,但起码没有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,生活也开始变得有序起来,她的心态渐渐不像最初那么焦虑,变得有些淡然了。她和留学生同学吐槽各自遇到的问题,像“又掉课了”、“必须要退课”之类的;压力依然很大,但一想到“大家都是这样”,心里或多或少还是会减免几分不安。

然而对于留学生来说,困窘并非单纯来源于网课。北大学生需要研习的课程多、任务量大,有时对于中国学生来讲都会吃不消,更何况是需要再跨越一层语言障碍,并只能进行线上学习的他们。新学期来了,绝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校园,面临着网课问题的只剩下少数人。人们似乎总是在最后时刻才忽然想起留学生们的忧虑。这些在众人的视野边缘忧虑着的学生中,有的已经离开。在郁茜、允子、青木、安黎、景岳认识的留学生同学里,有的已经退学或休学,还有些本想前来的新生转而选择了别的offer。

他们有些人曾在北大亲身度过不少的岁月,但自从去年冬天起便只能被隔绝在外,决定退学时也只能远远地向校园挥手告别;而有些新生还从未踏入北大的校门,宣传影像中的那片未名湖水成为了记忆中最后残存的校园印象。

某天吃午饭时,晓桐向妈妈说:“我在想哦,我想要休学一年。”

那天早晨,她一如既往地起床学习,如平常一样坐在那张白色大理石圆桌上,电脑里播放着高数的录播课。某一个时刻,画面中的图像静止住了,但并不是因为卡顿。这一次,是她自己主动按下了暂停键。

“我的思绪一直在飘,突然不懂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。”她说。

她心里很乱,各种杂念掺和在脑子里。一个人上课学习让她觉得很无助,身边没有陪她一起努力的人;她在听课时总有很多问题,却找不到人可以当面去问,众多疑问的解决都只能在线上进行。她打开课程群,找到群成员列表,翻看头像下面的那些名称,找那些感觉比较友善的、平时在群上发过言的去私信;她找认识的学长学姐,向他们求助;有些助教也比较友善,会欢迎她提问。不过在和这些人联系的时候,她的心里却总是怯怯地,时常被歉意和不安占据。

她的心里有着顾虑:“因为和同学基本上只算是网友的关系,你其实并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去打扰他,他那边回复的信息可能只是简单的几句,但你不确定他的信息背后真实的态度是怎样的,你不确定你打扰他的程度能到哪里。” 由于并不相熟,她尽量不去打扰同班的在校生,但没办法,学习中总有需要麻烦他们的时刻;由于种种顾虑,她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求助,将问题分成好几个小份问不同的同学,就怕打扰同一个人太多。

有段时间,她晚上总是做些稀奇古怪的梦,睡不安稳;入睡前她望着天花板,心里总想着还有什么deadline,还有什么录播没有看,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找人问,该问谁比较好。

她想起自己来上大学的初衷——想和更多优秀的老师同学讨论交流,充实自己,学习生活本身令她无比期待。现在,她坐在桌前,家里的饭厅依然敞亮,心里却觉得闭塞,少了与人接触、深入探讨的机会,“感觉只是为了绩点在读书”。

在这些想法在脑海中越发混杂错乱后,休学的念头在她心中浮现,高数课看来是听不下去了。到了中午,她和妈妈去外面吃饭,母女俩正准备试一道从没吃过的菜。她忽然认真地对妈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啊?你确定啊?”母亲有些不知所措,“gap year”对她而言还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接受的概念,她忽然不知道这时该怎么做出反应,没聊两句,又把话题转到眼前的新菜上;傍晚,等到丈夫回来,她才在厨房悄悄地向他提起此事。晓桐的父亲神色有些凝重,但依然假装没事。

尽管心里抗拒,夫妇两人最后还是尊重了晓桐的决定。在向学校确认了休学的相关事宜与政策后,在父母的陪伴下,晓桐正式提交了休学申请。从那一刻起,她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按下了暂停键,静待一年后的重启。

时长为四年的大学进度条虽然停住了,但在这进度条之外,她的学习生活却仍在继续。晓桐从没打算将这一年的“gap year”当作假期度过,“我是想当自己用了别的方式去学习,毕竟如果从整个人的生命轴来看,大学只是短暂的一部分”。她打算再学多点东西,顺便好好检视一下自己上大学的目的,待到“重启”之时,她希望真正走进北大校园的自己能够不再迷惘。

今年已经是青木在北大学习的第三年。还在校园的时候,他会在未名湖边骑自行车。一个六月的傍晚,他停下车来看天。“天空完全是蓝色,湖也被搞的是蓝色的,你会感觉光线不充足,在那种环境里感觉非常压抑,好像空气被抽取了出来,气压很低。”

如今笼罩在他头上的是另一片颜色。纯白色天花板中央的风扇没有转动,顶灯在沉默。微弱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,青木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方空间里。他找了份中餐厅出纳的工作,下午4点半开始上班,晚上11点半回到家,之后参与直播课。三四点睡下后,到接近中午才醒来。网课穿插在其间,他也偶尔翻翻小说,或者动笔写东西,时间近乎以凝固态缓缓流动。

不过最近,生活中好歹有了些新鲜的东西。青木购入了一台VR设备,在把所有常逛的视频网站都试了个遍后,他忽然想到可以用VR来上网课。

从摄像头的视角来看,他被挂在教室的房梁上,巨大的曲面屏让他好像在影院看IMAX。用VR看网课非常卡,老师讲课时闪来闪去,说话“结结巴巴”的。教室画面180度包裹着他,他随意地在视野里进行放大,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怪异而扭曲——老师顶着他的脑门讲课,同学都在裆下——直到眼前的画面分解成一个个细小的像素格子,再也无法被辨认出来。

记者 / 小莱 次客 黄一多

编辑 / 多佐 野藤

排版 / 牙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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